学术精神，一脉相承——访化学学院严纯华院士

 

　　严纯华院士有着非常精彩的学术与教育经历。本次访谈中，严老师简要而又生动地回顾了自己上学、做研究、带科研团队，以及担任大学校长的整个历程。其中每一个阶段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的思考与选择，其实都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但又充分展现出了严老师个人独特的魅力与处事方法，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

 

　　

 

　　严纯华，Chunhua Yan，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男， 1961年出生于上海，江苏如皋人。北京大学化学系1982年本科毕业，1988年博士毕业，同年留校任教。1992年评为教授，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副院长、自然科学处处长、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党委组织部部长，南开大学副校长，兰州大学校长等职。

 

　　严纯华主要从事稀土分离理论、应用及稀土功能材料研究。发展了“串级萃取理论”，实现了中重稀土串级萃取工艺参数的准确设计，实现了高纯重稀土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提出了“联动萃取工艺”的设计和控制方法；建立了稀土纳米晶的可控制备方法，系统研究了“镧系收缩”效应对稀土纳米晶的结构影响规律；发现稀土晶发光主要受到表面晶格对称性破损控制，实验上率先证实了CeO₂对CO的催化活性与其外露晶面有关的理论预测；实现了不同结构与组成的稀土氟化物纳米晶的多色上转换发光。

 

　　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两次（2011年，第一完成人；2006年，第二完成人）和三等奖（1987年，第三完成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9年，第一完成人）和三等奖（1991年，第二完成人）。

 

　　01 / 教育基础：

　　勤学与思辨  

　　严纯华的中小学基本都处在文革时期，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当时上海的学校还保持了比较完整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教学方式也相对科学合理，这使得勤奋、聪明的孩子依然能够脱颖而出。

 

　　“那时候国家的号召是 ‘向工农兵学习’，学校差不多是半工半读，我们养过蚕，养过兔子，种过地，学过修水泵、开拖拉机等等……，没什么学习压力，但大家对知识真是非常渴望，因此学习气氛很浓。经常是学习好一点的同学，要带早自习，带大家朗读课文、默写等，还要帮教师改作业。记得老师教我们打对勾，如果不全对的话还在勾上打一个小叉。我还帮老师布置过作业、出过考卷。”

 

　　“给老师当助手对我学习帮助很大。首先自己要把内容烂熟于心，还要知道某个知识点的前因后果、横向联系等，所以理解得就特别深刻。有时候老师因为生病突然来不了，我就得带着大家一起学习，记得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老师在与不在一个样。”

 

　　教育专家普遍认为，把所学知识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出来，给不懂的人讲明白，是提高学习效果和学习效率，检验自己是否真正掌握了知识的最佳途径。发动和组织“学生教学生”也是最有效率的教学方法，还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潜能。现在的中学有各种详细的教学规范和教学要求，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也更加细致明确，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老师教学中的创造性，客观上反而加大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压力。所以，严纯华过去的学习经历仍然可以给现在的教学活动以启发，比如对某些重要的“知识点”试着让学生自己讲一下，或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真正优秀的学生没有不喜欢阅读的，自主阅读各类书籍，广泛吸收知识，不仅可以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也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严纯华自然也不例外。“我们那时候跟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在是书太多，资源太多，有如何选择和提高阅读效率的问题。而以前是书太少，种类更有限，所以凡是有字的，报纸、墙报，哪怕一个标语、路牌，我都会去从头到尾读下来，有不认识的字还要赶紧问清楚、查出来。那时课外阅读最多的其实是‘小人书’，也叫‘连环画’，凡是能借到、买到的都要反复读。正规的小说主要是描写一些革命英雄人物的，比如《欧阳海之歌》，我熟到能背出来。”

 

　　“比较幸运的是我父亲也爱看书，所以家里有一些藏书，像四大名著，还有在当时属于‘四旧’的古书，我都偷着读了。实在没书读就读字典，尤其《成语字典》很有意思，每一个成语背后都有一个小故事，而且成语本身简练优美，还有倒装、类比、借喻、反讽等不同的修辞手法，这也无形中提高了我的语文水平和表达能力。”

 

　　“另外在那个年代很容易找到《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及《毛选》四卷。当时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矛盾论》《实践论》等比较费劲，毕竟要对哲学和社会历史背景有所了解才能理解。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文章就比较有意思了，看毛主席怎么指挥打仗的，真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

 

　　现在与4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教育和知识的角度来讲，无书可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每天都淹没在知识和各种信息海洋中的人依然有同样的困惑：读什么，怎么读。从严纯华老师的经历可以看出：读不在多，而在精，要思考书中或影视节目中的观点及问题的前因后果、言外之意、时代背景等，无论是欣赏还是批评都要有理有据，这实际上就是学术的方法。有了思考的习惯，鉴赏力和分辨力就会不断提高，也就有能力在浩如烟海的图书、文献，以及影视、图片中迅速找到有价值的、自己所需要的内容。

 

　　由于文革的影响，高校差不多10年没有正常招生，所以1977、78级高考竞争极为激烈，但作为来自教育发达地区的优秀学生，严纯华顺利地考取了北京大学化学系。“这里有个小插曲，我们那时候社会风气非常崇拜伟大的科学家，尤其一些著名物理学家的故事激励我们也想当科学家。自然而然物理专业也就成了我大学志愿的首选，不过我也报了化学，因为我对化学也很有兴趣，中学课堂上老师给我们演示过许多当时看来非常神奇、有趣的化学实验。那时候还没有网络，都是现场招生，我记得1978年北大到上海去招生的是化学系的李延奇老师，他就把我招到化学系了。”

 

　　

 

　　02 / 读好本科：

　　方法与方向  

　　大学与中学相比，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授课及学习的方法都有很大差异，中学阶段游刃有余的学生到了大学也往往会不适应，如何克服困难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与生活节奏是以后成长及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严纯华虽然一直勤于思考并善于自主学习，但当年也有这样的问题。

 

　　“大学跟中学太不一样了。中学一个知识点老师可以反复讲，反复练习、复习，而大学课程很多，每门课基本上是一整本书，500页左右，一个学期讲完，内容上也远比中学课本充实。所以你必须学会理清知识脉络，抓住重点，课后还要自觉地用几倍于课堂的时间消化理解，否则无法学好。专业课程之间有明显的递进关联，基础课程没学好，不会合理安排时间，就有可能陷入山重水复的境地，甚至自暴自弃。另外，在北大这样的学校，思维敏捷又学习用功的学生太多了，还有在体育、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出类拔萃的‘牛人’，这都无形中会给你一种压力，甚至失落和挫折感，调整好心态是大学生普遍面临的问题。”

 

　　“我大学的前两年是在懵懵懂懂当中过来的，也就是把中学的学习方式、学习方法以及生活节奏带到了大学，结果肯定不理想，只能说还凑合。到了三年级，逐渐适应了大学的学习要求，而且这时候学了一门特别重要的‘物理化学’课，让我一下子理清了化学学习的思路。之前学的各种化合物、化学反应的规律与现象，需要记忆的内容很多。在‘物理化学’课上我重新又找到了那种数学推导的乐趣，从热力学能量与熵的角度看待化学反应和化学变化，你会发现化学也是一门规律清晰、逻辑严谨的科学体系。这门课是高执棣老师讲的，他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上课的形象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高老师胖乎乎的，板书时会习惯性地用手抹一下嘴，所以你看他上完课以后，这嘴唇和鼻尖还有衣襟都是白的，与其他神态严肃的老师迥然不同，我们觉得很有趣，也感到很亲切。另外，高老师讲得确实非常好。刚恢复招生还没有正规教材，他自己编讲义，我们听得很认真，非常有收获。这门课上了一学年，后面的老师用纯正的普通话讲课，我们突然感觉不适应了，有的化学名词一时都反应不过来是什么意思。这说明高老师确实把我们‘带进去了’。”

 

　　“78级还有一点比较特殊，因为我们进校只比文革后第一届的77级晚半年，所以好多课都一起上。77级学生大部分年龄都比较大，比我们‘懂事’，很少调皮捣蛋，学习目标也更明确，所以很多老师觉得我们不如他们。我们就憋着一口气，要在学习上超过他们，这种集体荣誉感也使我们那届学生学习风气特别好。”

 

　　“然后到了四年级，我觉得也是特别关键的一年。四年级要分专业，进实验室，直接得到老师的耳提面命，近距离观察老师的一言一行，这对我以后的学术风格及为人处事都有很大影响，跟前辈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后来做的是稀土研究，也算是做出了一些成果，不过这个专业并不是我自己选的，这里面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那时候化学系分无机、有机、物化、分析四大专业，徐光宪先生领衔的稀土是无机的一个研究方向，无机还包括张青莲先生领头的同位素化学，以及苏勉曾先生带领的固体化学。那时候大家对各个专业及未来的发展其实不太懂，但多数人感觉无机没什么意思，而且同位素似乎又跟放射性沾边，所以想去无机的人不多。那怎么选专业呢？说来也很有意思，我们就看哪个实验的设备先进、贵重。我们那时候‘虚荣心’其实挺重的，谁家要有个自行车，都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都特别值得炫耀，所以只在科幻电影里看过的复杂而神奇的科研仪器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我们的逻辑是哪个专业的仪器设备贵，肯定是这个专业好，要不然怎么花那么多钱呢？”

 

　　“我记得当年化学系最贵的仪器是物化的一台光电子能谱仪，据说是40万美元买的，折合三百多万人民币。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当时普通老师的月工资还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想去物化，但无机总得有人去吧？同学们私下议论的时候，我就说班主任肯定安排听话的学生去无机，‘老太太买柿子，挑软的捏呗’。我那时其实是比较‘刺儿头’的，说话口无遮拦。然后这事不知怎么让老师知道了。一天上完课后，老师让我们留一下，说：有同学反映说我在分专业过程中是‘捏柿子’，我今天要捏个硬的，严纯华，你去无机。我一听就懵了，也相当不服气，跟老师从一教一直理论到16楼他的宿舍，然后他就不理我了，我就这样到了无机专业。”

 

　　“到了无机开始也没做稀土，先是跟着吴瑾光老师做光谱分析。吴老师那有一台15万美元的红外光谱仪，所以我对这个工作也很满意。吴老师给我的课题是用光谱分析的方法来解决一个萃取当中油和水的微观结构和组成问题。当时徐光宪先生和吴瑾光老师于世界首次发现了一个新现象：含水的有机相在微乳尺寸小于100纳米的时候，仍然是透明的。这个现象对稀土萃取工艺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当时实验条件下，这个工作其实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们那会儿没有微体积计量的仪器，我就动脑筋想了一个办法，请玻璃工师傅用一毫升的移液管改装了一个，可以准确测出0.01毫升的体积。然后就是如何测量微乳的含水量。跟导师讨论后认为可以试试‘卡尔·费歇尔滴定法’，这个实验我们没做过，也不知道适不适用于我们的实验环境。不过总的来说很顺利，我通过实验滴定和体积测量，给红外光谱测量结果进行了标定，这样以后用光谱仪就可以直接读出这个萃取过程中的含水量了。”

 

　　“这就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主要工作，还是有一定科学意义的。当年是寒假之前进入实验室，然后拿到或查到了相关文献，并跟老师讨论了技术路线，还进行了一些尝试。春节过后到答辩大概有4个月时间，用三个月的时间集中精力做实验，一个月时间写论文。”

 

　　严纯华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相当扎实。更重要的是，他由此找到了科研工作的正确思路和方法，树立了工作信心，为今后以学术为业并取得突出的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代大学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越来越科学规范，特别重视本科优秀人才的成长。像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普遍设置了本科生导师制，在学生学习、选课、科研以及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地引导，还有鼓励本科生做课题研究、提早进实验室、创新创业等一系列举措，为人才成长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与便利条件。

 

　　“那时候其实没有人刻意教我们怎么做，主要是耳濡目染地跟老师学。老师们基本上一早就过来，很晚才回去，平常讨论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以及对实验规范的严格要求，乃至为人处事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影响到我们。另外，也不必把科研工作想得那么神圣、高不可攀，我们当初做研究的动力和兴趣其实很简单，天真、虚荣，再加一点功利。记得那时候努力做研究，有一个念头其实是想在跟老师讨论的时候，有新结果能得到老师表扬，还有就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在饭点前到老师家去汇报工作，然后蹭饭，哈哈哈。那时候师生关系真是非常融洽，大家是一个特别有荣誉感的集体，一心想把事情做好。”

 

 

　　03 / 科学研究：

　　团队与传承  

　　“本科毕业后我自然而然地读了吴老师的研究生。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北大所有老师都面临重新选择科研发展方向的问题。当时吴老师想转到生命化学，这是相当前瞻性的眼光。我作为学生，听吴老师一讲，当然觉得这是一个很酷、很有前景的工作。正在这个时候，我被徐光宪先生调到了稀土课题组，这个过程也很有趣。”

 

　　“徐先生在70年代就开始做稀土分离方面的工作，成果也非常突出。那时候就是国家给你一个任务，分离、提纯某种稀土元素，主要是钕，做激光器用。到了80年代初，徐先生敏锐地感觉到这个领域非常重要，应该组织精干力量，建立系统的稀土分离理论及生产工艺。吴老师以前是徐先生的学生，徐先生就跟吴老师商量，看能不能把我转到他另一个学生李标国老师那里去从事稀土分离研究。那时候研究生很少，吴老师其实不太愿意，但又不好驳回，就跟徐先生说尊重我自己的意见，于是徐先生就来找我谈话。我其实也不太愿意，跟吴老师做研究一直很顺，而且新的课题马上就要上手了。”

 

　　“徐先生问我意见的时候，我说稀土那个东西我不懂啊。徐先生说不懂好办，你学了就懂了，做了就懂了呀，然后就给我讲稀土是怎么回事，理论和实验有什么特点等等。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其他理由，就说我再想想。然后我把这事跟吴老师汇报了，吴老师给我出主意，说下次徐先生再问你就说对稀土没兴趣，北大老师都强调兴趣是学习、研究的动力，你说没兴趣，估计徐先生就放弃了。”

 

　　“结果第二次我就对徐先生说，我对稀土研究没兴趣。徐先生说，没兴趣啊，主要因为你不了解，你了解了一定有兴趣。然后跟我讲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有意义啦，上天入地无所不用，国家现在怎么重视，国防上怎么重要，对工业生产更是不得了。现在稀土称为工业的维生素，那时管稀土叫工业的‘味知素’（也就是味精，从日语翻译过来的）……最后徐先生说要不你先来试试？年轻人学东西很快的。”

 

　　“我那时只是一个刚入学的研究生，而徐先生是爷爷辈的知名教授，何况只是劝我换个科研方向，又不是上刀上下火海，我自然也不好再推脱了。就这样，我阴差阳错来了无机，又机缘巧合做了稀土。所以我说，年轻时候有的是时间和机会，不要太考虑得失和选择的对错，努力学习，努力做好眼前的事情，未来肯定会有不错的发展。”

 

　　

 

　　“我转到徐先生名下做稀土，不过平时主要是李标国老师带我。李老师也是一位非常好的人，虽然年龄比我大20多岁，但完全没有架子和代沟，脾气特别好，说话不急不躁。工作上李老师跟我一起做实验，一起编程，出差住一间房，无话不谈。李老师的爱人彭崇慧也是我们的老师，教过我们‘分析化学’。彭老师又做得一手好菜，经常邀请我们到家里做客，再加上我时常主动过去‘汇报工作’，真的是把李老师家当自己家了。”

 

　　严纯华老师所回忆的经历，在北大化学系（学院）其实是一个延续多年的教育传统。良好的师生关系、同事关系，是学院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证。光靠制度和投入无法造就世界一流大学，伟大的教育一定以优秀的人文环境为基础，因为再多的投入、再多的资源，也需要公平、和谐的内部机制去消化、吸收，才能变成发展的动力，否则反而会引起矛盾和恶性竞争。

 

　　“这些年化学学院引进了很多高水平的人才，竞争其实很激烈。除了院里通过各种渠道诚恳邀请，三顾茅庐之外，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来北大，很重要的原因也是看重我们良好的工作氛围。吴云东院士就比较有代表性，他之前跟北大没什么‘血缘关系’，别的学校能给他的条件比北大更好，从生活、家庭、学术人脉上讲也更便利，但他最后确定来北大任教，用他的话说就是：北大有一批可以聊天的人，可以一块儿做事的人，觉得大家活得很有趣。”

 

　　“不只是化学学院，北大有各个领域的专业学者，即使是一位尚无名气的年轻讲师，其谈话中所表现出的学术素养，也往往会让你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现代科研需要非常广泛的支持，你想做什么，在北大一定能够找到比你懂的人，能教你的人，能跟你讨论的人，能跟你合作的人。最主要的是，北大的学者普遍乐于与别人分享知识、想法和心得体会，乐于与人讨论问题，乐于接受而不是排斥思想的碰撞。大家摆事实，讲道理，打比方，不以立场定是非。这种学术氛围有强大的自我维护和自我传承能力，这也是北大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当年读研究生的时候，还经常到化学系对面的物理系寻求帮助、讨论问题。化学问题要研究得透彻、深入，离不开物理原理和物理技术。我们老师是物理系甘子钊先生的同辈，有与物理相关的问题解决不了就让我们直接去找‘老甘’，甘先生总是笑嘻嘻的，特别爱跟我们年轻人交流。”

 

　　

 

　　化学学院（系）建成世界一流化学研究和化学人才培养基地的历程中，还有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传统：产学研相结合，始终服务社会，服务于国家发展。化学研究的要求及实验环境与化工生产有天壤之别，想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漫长、非常艰难的过程，拿我们稀土团队来说，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才与企业建立了比较顺畅的合作机制。上世纪70年代徐先生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特别困难，他有技术，有想法，但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对接’。徐先生自已跑到包头、广东、江西，还有湖南等有稀土厂矿的地方组织研讨班，请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交流。徐先生对稀土了如指掌，深入浅出，而且他学过化工，各个生产环节也讲得头头是道，不由得大家不信服。并且徐先生在为人处事方面，也特别‘接地气’，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和习惯，从未流露出不耐烦的样子。我过去抽烟就是在下工厂的时候学会的，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坐一块聊天，人家工人给你一根烟，是把你当自己人，你要不会礼尚往来，真有点说不过去。然后我们成了兄弟，成了朋友，合作也变得非常顺利。比如最常见的送样分析吧，正常要三天，难一点的可能要一个星期，但工人兄弟说晚上加个班，明天就可以拿到数据。他要是不加班，你也没法说什么，关系处不好的话还可能有意拖延一下，把整个项目搅黄了也不是不可能。”

 

　　“那时候没什么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基本都是义务劳动，一门心思就想把国家的稀土工业搞起来。后来有了科技成果转让费的说法，我记得当时李标国老师带着我们收到的第一笔技术服务费是江西九江有色金属冶炼厂给的，1500块钱。那个项目投资上千万元，关键技术是我们发明并负责落实到生产一线的。把实验技术搬到生产线上，并生产出合格的产品，这个过程太不容易了。你要计算所需的人力物力、生产成本、生产效率，各种偶然误差和异常情况，甚至传动皮带断了、齿轮松动、流量计不准等‘非化学问题’你都得马上有妥善的应对措施。否则一旦出问题，不但影响北大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出一批废料、停产检修几天那对国家来说就是几十万的经济损失。”

 

　　“以前自动化程度低，不像现在有各种传感器和现场图像实时监控生产线运转情况，我们都是靠人盯。有经验的老师不可能总在现场，有时年轻的师弟师妹要顶上去。我们尽可能把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列出来。最早的时候还没有打印机和复印机，就用4层复写纸一次复写5份，交给他们随时查阅，我们称之为‘锦囊妙计’。真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时电话都没有，就拍电报汇报情况。”

 

　　“经过这个过程锻炼出来的队伍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强。这跟做论文不一样，论文可以赶时间，也可以放两天再写，实验可以反复做，机器坏了可以等。但生产现场不一样，既要小心谨慎又要坚决果断，迅速而正确地解决问题。”

 

　　“后来国家经济形势好起来了，我们这个团队又面临另一种考验，因为我们的技术和经验是非常‘值钱’的。国内外的诱惑都会有，我们的对策是防微杜渐，有一点苗头立即让你走人。因为一人一事放松，前辈几十年的心血和信誉就可能毁于一旦。”

 

　　严纯华老师就是在这样“团结友爱、勤奋严谨”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特别珍视这样的“一丝不苟、不计名利”的团队精神，也深感学术传承的责任重大。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我当课题组长以后，更是佩服前辈的用心良苦。以前我光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有困难找老师。自己带团队要负责申请经费、购买设备，制定计划、时刻监督进展，解决意想不到的问题，想办法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学生带上道，做出有创造性的工作。调皮的学生肯定什么年代都有，有时候真是很生气。不过转念一想，当年我们调皮捣蛋的时候，好像老先生总是以理服人，总是和颜悦色、心平气和，那种涵养和修为真是骨子里的。现在的学生是在网络环境中出生和长大的，人情关系相对淡漠很多。我遇到个别的学生，他摸着鼠标对着屏幕，两眼放光，但你坐在他面前的时候，说什么他却都充耳不闻。这种情况是前辈没有遇到过的，我就想如果是我的老师们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这么一想，起码我的火气就下去了。”

 

　　社会发展很快，每个年代都会有很多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不可能总从前辈那里得到现成的答案。前辈学者严谨求实、教书育人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也是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宝贵财富。

 

　　04 / 大学之道：

　　学术与激励  

　　20世纪末以来，由于经济发展及科学技术的推动，在国家大力扶持之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大学的数量、规模、科研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在学术上卓有建树的大学老师担负起了管理职责，为教育和科研发展发挥了更大作用。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的管理者，工作难度和复杂程度，又远远超过一个科研团队的负责人。严纯华老师于2016年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一年多后，又于2017–2024年担任兰州大学校长，我们来简单领略一下他怎样把学术的逻辑用于大学管理。

 

　　兰州大学是我国一所知名大学，但由于地处西部，学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开发西部是国家战略，培养人才、吸引人才是重要的环节，严纯华老师出任兰大校长，应该是重任在肩。

 

　　“西部不发展起来，很难说中国真正强大。同样，要是西部高校不强，中国也很难说是教育强国。一所大学头绪繁多，部门齐全，要健康发展，不是你一个人多能干，而是要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光靠规划一个美好的前景是不行的，你自己要起带头作用，自己先卖苦力，别人8:00上班，我7:00就到办公室。”

 

　　“兰大的老师对兰大感情是很深的，心里也憋着一口气。你一旦把这种潜力激发起来，创造力是很可观的。想把大家的气儿理顺，你得抓住问题的关键。兰大过去的问题一是机制僵化，成长通道有限；第二，管理体制内耗，行政力量过大过强。然后还有就是老师收入过低。要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但不可操之过急。比如不要拿北大目前的行政效率和学术评价标准来要求兰大，必须逐步设定大家可以达到的目标，慢慢提高门槛。”

 

　　“理顺了机制，还需要充足的经费才能搞建设，才能奖励有突出成果或贡献的人。这一方面是国家政策的支持，更主要的是要拓宽思路，开发来自企业、来自社会的需求，鼓励老师们从横向课题中争取项目和经费。我不认为横向课题低人一等，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做好这种经过比较严格实践和应用检验的项目，比单纯写文章还难。”

 

　　“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高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机会很多。2017年我刚到兰大时，全校全年的横向科研课题收益居然只有27万块钱。我当时觉得不可能啊，还去跟科研院院长说工作能不能认真一点，我以为是数字不精确，或者统计不完全。科研院院长跟财务处一起加了个班，周末两天把数字精确到了分，确实只有27万。当时我深深地叹了口气。事实证明兰大老师的能力和创造力是很强的，现在横向课题经费已经超过国家纵向课题经费了。”

 

　　

 

　　“我到兰大之所以工作能顺利开展起来，还有个非常好的基础。1958年反右期间，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江隆基先生被错误批判，然后被“派到”兰大当校长。江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校长，50、60年代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带领兰大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走上了正轨，改革开放后兰大在全国高校中一度排名在前十之内。江先生深受兰大人的爱戴，他的铜像在校园里基本每天都有人瞻仰，铜像底下几乎鲜花不断。由于江先生打下的基础，兰大人对北大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所以我过来他们也比较容易接受。”

 

　　由于严老师要去赶飞机，我们的访谈不得不嘎然而止。严老师在兰大七年，肯定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感悟，解决问题的巧妙思路与方法，以及他对兰大以后发展的设想等等。不过也没关系，各个地方不同时期的情况肯定有所不同，无法照搬，最主要的是系统分析、因地制宜，真心把事情做好，并在不断反思中调整方向与方法。

 

 

 

　　记者 | 郭九苓、杨四海、肖熠

　　录音整理 | 郭九苓

　　文字编辑 | 郭九苓

　　排版 | 祝晨旭

　　审核 | 杨四海、严纯华